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高等教育进入了高速发展的阶段。中央政府利用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的机会，提出了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设想和计划，这是中国高等教育重要的历史转折。

　　从1998年至今的二十年间，中国高等教育发生了几个显著变化：

　　一、是大学的合并和扩容

　　通过合并整合，很多单科学校成为综合性大学;同时，中央和地方政府支持大学扩容和新校区建设，高等教育在校生规模从1978年的87.5万增长到了2018年的3833万人，毛入学率达到了48.1%，更多人获得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二、是实施创建一流大学计划，提升学术竞争力

　　设立“985工程”，重点支持部分大学的发展;设立国家和学校的人才计划，大力引进优秀人才;通过增加科技投入、改善基础条件，提升了大学的学术竞争力。

　　二、是增加教育投入，推进教育改革

　　中国的教育经费保持持续增长，2012年起，教育投入的GDP占比已连续七年保持在4%以上;鼓励各学校积极探索，开展综合改革，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推进管理体系改革，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建立大学章程，推进依法办学;广泛开展国内外大学管理层交流，借鉴发达国家的治理经验，提高大学的治理水平。

　　有时候，我们身在其中，看不到自己的成就，但当走过一段路程回头看时，就会发现我们的成就是很宏伟的。其实，对于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认识，我们最早是从国外同行那里得到的反馈。他们认为，中国高等教育这40年的变化太大了，非常了不起。我们这代人能够参与到这一进程中，是一件很幸运的事。

　　当初，北大化学学院每年发表在世界重要期刊上的论文数量只有一两篇，而美国一所高校的化学学院每年发表的论文数量大约有三四十篇。现在，我们已经在论文发表的数量上远远超过了美国大多数高校。可以说，现在的北京大学化学学院不弱于世界上任何机构。我们关注的重点也不再是论文发表数量，而是追求对某一领域的前沿课题有重大贡献，这一方面我们还需要提高。

　　另外，北大化学学院现在的教师团队非常优秀，每一位学者都有自己系统的研究领域。我们在选择人才时，不仅仅关注他们现在取得的研究成果，更关注他们要建立怎样的研究领域。优秀的学者首先要有自己关注的研究问题，否则就只能跟着别人走，这是没有竞争力的。

　　高等教育必须改变粗放型发展模式

　　现在实施中的“双一流”战略的整体设计思路非常好。但目前有一些问题，比如有些高校过于看重评价指标，开始对着指标办学。

　　建国初期，为了尽快培养国家急需的专门人才，我们借鉴了苏联的教育模式，大学本科教育高度专业化和职业化，是一种较为适应工业化的人才培养模式，造就了很多优秀的专业人才。

　　但是，在专业教育模式中，高校教学的核心是专业、学科的需要，而不是学生的成长和发展;高校更加注重知识体系的系统性和完整性，而对学生的个性需求和发展关注不够。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市场经济的发展动摇了高度专业化教育的社会基础。随着科学技术、知识经济和全球化的发展，我们将面对一个急剧变化的未来。

　　面对未来的挑战，大家不仅要使学生具有更强的学习和创造能力，还要使他们具有更强的学习和创造意愿。因此，大学必须要改变传统的教育理念，改革人才培养模式，激发学生的内在学习和创造欲望。

　　高校应该把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相结合，给学生更好的学习和成长体验。

　　一方面，不能扔掉专业教育的基础，充分调动院系和老师的积极性。

　　另一方面，要与通识教育结合，让学生拥有更宽阔的视野，具备更广泛的能力。

　　另外，要建立多样化的本科教育体系，给学生更多选择，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北大做了很多努力和尝试，比如元培学院等。

　　在这方面，北大在进步。但我最近走访了一些地方院校，发现观念上的差距非常大。在某些学校，学生大学四年的目标就是考研究生。当然，这种现象是由很多因素导致的，包括社会评价、人才评判导向等等，并不仅仅是教育的问题。但大学不能埋怨任何人。因为大学有很多应该做的事情没有做好。

　　现在，中国有很多优秀的大学，如清华北大，其综合水平确实要高于其它大学。但我觉得，其它大学想要超越并不难，只要把教育做好就行。

　　一方面，高校要吸引优秀的学者。大学是学术机构，学者是大学的基础。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学者就是大学。在大学里，主要的事情都是由学者去完成的，包括教书育人、学术发展等各个方面。如果没有优秀的学者，大学是做不好的。而能否聚集最优秀的学者，是成为一所杰出大学的核心条件。

　　优秀的学者永远是稀缺资源，高校想要吸引他们，就必须了解其诉求。我认为，对于学者来讲，其学术发展和学术生涯一定是放在首位的，这是学者最重要的利益诉求。学校应该理解学者的主要诉求，学校的行政系统一定要为学术系统提供有力的支撑，营造出宽松、自由的学术氛围，为学者的学术发展提供更好的条件和机会。

　　另一方面，高校也需要思考怎样引导学者完成他们应该做的事情。学校的第一诉求是学生的培养，这与学者的主要诉求是有所偏差的，也可以说，教学并非是学者的天然选择。“重科研、轻教学”，这是全球高等教育所面临的普遍问题。但教学与科研并非是对立不可调和的一对矛盾，甚至根本就不是对立的。高校必须要利用资源配置、政策倾斜等措施，建立激发学者教学热情的体制机制，引导他们做好教学。

　　因此，教师评价是高等教育改革中的难点。教学与科研的特点不同，教师的动力来源不同，要采取不同的评价方式和策略。科研是有很强的自我驱动力的，并不需要学校卖力督促。在评价体系中，教师的学术水准永远都很重要，这是由大学的定位决定的。而教学则不同，院系和教师都知道教学是首要责任，但如果没有制度保障，没有人监督，也可能会流于形式，放任自流。

　　因此，我们需要加强对教学评价的研究和改革，除了要在晋升中考虑之外，年度考核也要特别加大教学的权重，使教师更加关注教学和学生，促使教师在教学和科研两个方面协调发展。

　　大学要找到教师的兴奋点，做出长期的、制度性的安排，要让教学与教师的学术发展紧密相连，建立好教学文化。

　　对此，北京大学做了一些改革。比如，允许学生在学部内自由选专业，在全校范围内自由选课，给予了学生更大的选择空间。学生的选择和流动使部分院系感受到了压力，促使他们要求教师更加关注学生，关注教学。

　　高校的管理体系也需要进行调整和改进。高校的管理者要思考，是不是能真正信任学者，是不是能给予他们责任和权利。学者就是大学，不仅仅要让老师去教书、做科研，也要让老师参与到学校管理、特别是学术管理中来。

　　在知识对经济和社会发展贡献越来越重要的时代，大学必须为社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才和学术支撑，也必须产生能够影响社会发展的新思想和新理论。因此，大学的影响力既来自于学校的学术研究也包括毕业生走出校门后的贡献，其中毕业生的状况更受社会公众的关注。

　　人才培养是学校的核心使命。这不仅是国家和社会对大学的基本要求，也是大学长远声誉最重要的来源。而学术研究对于大学来讲也是至关重要的。

　　一方面，决定了大学的学术影响力和学术声誉，也决定了支撑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能力;

　　另一方面，也是人才的培养基础，对培养有创新能力的优秀人才是至关重要的。研究型大学的教育之美就在于师生在学术前沿的共同探索。

　　在大学的逻辑体系中，学生始终处于核心位置。人才培养涉及学校的方方面面，不仅涉及培养方案、教学计划，还涉及教师队伍、服务支撑、体制机制、资源配置等各个方面。因此，大学的教学改革不能只关注教学工作本身，而要将之看作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要集全校之力，以教育改革为牵引，推进各领域的综合改革。

　　浙江大学的特点是雷厉风行，以“求是”为校训，是过去二十年发展最快的学校之一。在浙大做校长是比较惬意的，大家都很敬业，踏实做事。

　　北大的特点是自由谦逊，是一所与众不同的学校。北大最大的特点是学者做事的愿望和潜力都很大，在北大做事一定要有方法。

　　重庆大学的工科比较强，而且以应用型人才培养见长。我在重庆大学做了两件事情，进一步推动工科教育改革。一是与长安和福特两家汽车公司合作，建立了汽车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项目;二是与美国辛辛那提大学合作，建立了带薪实习(Co-op)教育项目，即学校与社会合作的本科教育项目。

　　与企业合作进行汽车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的想法，源于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2011计划)。重庆市的汽车产业比较强，除了自有的长安汽车，还有合资的长安福特，而且，与之配套的汽车配件企业比较多，形成了比较完整的产业链。另外，中国汽车研究院设在重庆，加上长安和福特的研究队伍，重庆的汽车研究整体实力比较强。

　　在“2011计划”项目评审中，专家对重庆大学汽车领域研究生培养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反映了“2011计划”协同创新的根本理念，重庆大学的汽车协同创新获得了国家“2011计划”的支持。当高校和企业之间人才培养合作启动之后，学术研究的合作也就自然而然地开展起来了。

　　第二个教育项目是重庆大学与美国辛辛那提大学共同建立的辛辛那提联合学院。重庆大学根据自己的学科特点，有选择地在一些工科领域与辛辛那提大学进行了人才培养合作，开辟了加强工科实践教学的新模式。

　　该学院采用校企协同培养(Co-op)模式，全英文授课，引进美方先进实验设备，学制为五年。在第二学年至第四学年中，学生要在课堂学习与企业顶岗实习间交替进行，第五年赴美国辛辛那提大学学习并完成毕业设计。

　　这种教育模式并不是职业培训，而是让学生通过实际工作，了解社会需求，培养实际工作能力，督促学生思考未来发展的方向。2018年，该项目的第一批学生毕业，从学生们发给我的报告里，我看到了他们所表现出来的那种自信以及对未来的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