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振铎在《屈原作品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影响》一文中给予《楚辞》极高的评价：“像水银泻地，像丽日当空，像春天之于花卉，像火炬之于黑暗的无星之夜，永远在启发着、激动着无数的后代的作家们。”

　　骚体

　　骚体文学包括楚歌和楚赋，它们有二个共同特点：其一是以《楚辞》中作品为模拟范式，其二是“兮”的大量运用;后者构成了骚赋有别于其他作品最明显的外在标志。项羽《垓下歌》、刘邦《大风歌》、汉武《秋风辞》等帝王作品，以至整个两汉魏晋骚体都是《楚辞》的继承者。胡国瑞《魏晋南北朝文学史》曾指出“包括建安到魏末的抒情小赋言，可说都远袭楚辞”。唐崇诗，文坛中心在诗，但韩愈、柳宗元、皮日休三家为代表的骚体作家，在中晚唐复兴。宋至清，据姜亮夫《楚辞书目五种》第三部《绍骚偶录》，这一时期作骚体作品有50人，约110题，共计作品300余篇。这些，都是直接起源于《楚辞》。

　　赋体

　　赋体文学出于“楚辞”。这里的“楚辞”指屈原开创的文学形式，包括《楚辞》之前的就流行于世、有可能未进入《楚辞》的楚辞体作品。赋体的形成前人有多说，从大的方面，它与《诗经》传统、战国诸子文风、纵横家排比论辩的气势不无关系，然而最重要、最直接的渊源则是“楚辞”。从句型上看，赋体文有的全部或大部运用骚体句，如枚乘《七发》等;有的大量运用散句的散体赋，如之后宋代苏轼《前赤壁赋》等。从题材上和描写手法看，赋体文的主要题材是约定俗成的，构思方法有规可循，这种类型化倾向来自前代的模仿，由于《楚辞》提供最典丽优雅的榜样。后世赋便多仿而作，刘熙载《艺概》说司马相如的《大人赋》出于《远游》，曹植《洛神赋》出于《湘君》《湘夫人》等;郭沫若甚至说《远游》是《大人赋》的初稿，张衡的《思玄赋》简直是《离骚》的翻版。这些说法虽不尽然，但可见《楚辞》对赋体的贡献。

　　诗歌

　　《楚辞》是公认的与《诗经》并峙的一座诗的丰碑，它创造了新的诗体，对诗歌对发展有极其重要的作用。首先，《楚辞》开创性地打破了《诗经》四言为主，重章叠韵的体式;其次，《楚辞》丰富了诗歌的题材，拓展了诗歌的表现领域，如招隐诗、游仙诗等便是直接从《楚辞》孕育出来的，政治咏怀诗等，受《楚辞》的影响亦很大;最后，最重要的是，《楚辞》在诗坛开创了一种文学传统，今人视为“浪漫主义”诗风的一派都无一例外受其启发，从中汲取精神与艺术得滋养，成了它的“苗裔”。屈原、阮籍、李白，以至于龚自珍等的作品，正是此种浪漫主义诗风的体现。

　　散文

　　散文是与韵文相对的，《楚辞》虽然是韵文，但它对散文的作用也很明显。首先，它具备散文因素，如句式上长短不齐，有散文化倾向;如它结构抒发胸臆，辞章安排与散文通;如内涵上既可抒情又可言志，可论说也可质疑，与散文相接等。因此鲁迅《汉文学史纲要》称《史记》为“无韵之《离骚》”。其次，它开创的写法如问对及谋篇构思的方法，为散文所汲取。如《卜居》《渔父》都是一问一答，活泼有趣，后世类似文章连绵不绝，因此《文选》专门设“对问”、“设论”这类文体，《文心雕龙》也归入杂文。从东方朔的《答客难》到柳宗元的《愚溪对》无不从这种思路来。孙综在《山晓阁选唐大家柳柳州全集》中评“屈子泽畔行吟，柳州愚溪对答，千古同慨”。第三，是骚体句入散文。在散文体中插入骚体句，可以抒怀、可以励志，犹画龙点睛，向为文章家习用。

　　戏剧

　　戏剧是综合性的表演艺术，《楚辞》对戏剧的贡献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部分作品包含了某些戏剧成分，如《九歌》，本身就是迎神娱神的歌舞乐章，就其文学的意义说则是先秦一部戏剧。王国维《宋元戏曲考》直言为戏曲“萌芽”：“是则灵之为职，或偃蹇以象神，或婆娑以乐神。盖后世戏剧之萌芽，已有存焉者矣”。 另一个方面，是《楚辞》中人物在戏剧的表现。其中，仅屈原的事迹，据马晓玲《引商刻羽吊屈原》一文：历代的杂剧、传奇等有近二十种(包括未完成品)，其作者包括睢景臣、吴弘道、徐应乾、袁晋、汪柱、顾彩、丁澎、李东琪等，郑瑜《汨沙江》(杂剧)、尤侗《读离骚》(杂剧)、周乐清《纫兰佩》(杂剧)、张坚《怀沙记》(传奇)、胡盍朋《汨罗沙》(传奇)等，今仍存世。近代，《楚辞》故事更是大量剧增，可说《楚辞》已融入戏剧文化中。

　　小说

　　相对而言，《楚辞》与小说关系较疏，只是一种文学的交融与渗透。《楚辞》对小说的贡献，主要表现在：其一，是想象空间的拓展，如《九歌》对神的思恋追求之于后世人神恋的启发，如《离骚》《远游》的腾云驾雾之于后世神怪小说的参照，如《招魂》之于志怪小说的借鉴作用，等。其二、题材故事的渗透，如王嘉《拾遗记》卷一十记洞庭山，又如沈亚之《屈原外传》等，都将屈原入小说并神化。而关于屈原的传说故事，更是于今不绝。乃至“戏说”成风。